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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用的是康乾线条吗？为什么不试试汉唐线条？”
1950年，病榻上的林徽因接过学生们递来的国徽设计图纸，眉头紧锁，目光凝重，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。
面对老师的质疑，学生们解释说康乾线条华丽细腻，更能彰显繁荣昌盛的景象。然而，林徽因轻轻摇头，仍坚持己见，要求他们用汉唐线条再重新绘制一版。
展开剩余88%她还特别建议学生们亲自去陕西霍去病墓地一趟，亲眼体会汉唐线条的独特魅力。
最终成稿揭晓时，所有人对汉唐线条所描绘的国徽赞不绝口，这正是我们如今所见的国徽设计。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汉唐线条和康乾线条？林徽因为何坚定选择汉唐线条呢？
汉唐线条和康乾线条，都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线条风格。
国画大师潘天寿曾指出，绘画的本质是以线条界定形象，线条不仅是中国画的主要造型元素，更是其灵魂所在。
最早的中国绘画线条，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。在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，线条挺拔而分明，图案清晰鲜艳。
到了东晋时期，画家顾恺之首创“春蚕吐丝描”技法，强调线条的流畅与笔法的敏捷，绘制的人物宛若飘逸仙子。
在他的名作《女史箴图》中，女史衣袂宽大，线条柔美流转，表现出衣裙随风飘扬的动态感。
另一位被誉为“画圣”的吴道子，更将线条运用到了极致。
他的《送子天王图》，仅凭简单线条勾勒，便展现出人物衣服在风中飞扬的轻盈飘逸，所谓“吴带当风”的美誉正是由此而来。
当然，线条概念并不仅限于国画，在雕塑等艺术形式中，也承载着各时代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“汉唐线条”指的是汉代与唐代盛行的线条表现手法。林徽因所提及的陕西霍去病墓前的“马踏匈奴”石刻雕像，便是汉唐线条在雕塑艺术上的典型代表。
这种线条风格，正如汉唐时期文化的大气磅礴，画风古朴厚重，庄严肃穆。
与之相比，“康乾线条”则追求华丽繁复，从视觉审美角度看，确实更为精致美观。
当时不少人倾向于使用康乾线条，因为“康乾盛世”是距离新中国最近的繁荣时代，代表着几千年文化积淀后的顶峰。
但林徽因持不同观点。
她认为“康乾盛世”虽国力强盛，百姓表面安居乐业，实则是封建王朝末期的假象，国家体制已呈现衰败迹象。
一个风雨飘摇、行将就木的王朝，绝不能成为新中国的象征。
汉唐时代的中国不仅政治、经济达到巅峰，其影响力更波及后世及世界。
汉朝拓展疆域，将匈奴驱赶至欧洲，并通过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。
唐朝的“贞观之治”与“开元盛世”吸引四方来宾，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中心，展现了真正的强盛与包容。
新中国所需的，正是这种既能抵御外侮又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国风，从文化层面看，“汉唐线条”显然更契合国家精神。
重新设计的国徽方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。
1950年6月23日，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，经过讨论，设计团队的方案获得一致通过，设计组由林徽因和梁思成领衔的清华大学师生组成。
常言道“民国出大师”，林徽因能够从文化和艺术角度坚持使用汉唐线条，离不开她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卓越的建筑成就。
作为民国时期的知名才女，她出身名门望族，父亲林长民是著名外交家。童年随父亲游历欧洲，增长了学识与见识。
林徽因立志建筑学，与她在欧洲女房东的启发密不可分。
文学上，她深受徐志摩影响。
1923年，徐志摩与胡适等人成立“新月社”，林徽因是常客。
凭借优秀的英文功底和文学素养，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，她全程担任翻译。
访问结束后，泰戈尔被她才华折服，特地赠诗以示敬意。
在“新月社”期间，她创作了大量新体诗，连胡适都称她为“第一才女”。
不过，建筑学是她更为专注的领域。
她与丈夫梁思成不仅生活相互扶持，工作中更是志同道合的搭档。
尽管梁思成当时声名显赫，林徽因在建筑领域的贡献丝毫不逊色，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。
1924年，两人赴美深造，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不招女建筑专业学生，林徽因主修美术，辅修建筑。
回国后，她在东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，首次设计徽章，为东北大学创作了闻名的“白山黑水”校徽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抗战期间，林徽因随丈夫深入古建筑考察，发现了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唐代建筑——五台山佛光寺大殿。
这些经历奠定了她在建筑界的地位，她与梁思成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河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北平解放前夕，她与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城大量古建筑文物，绘制了详尽的文物地图，并汇编成《中国文物古建筑目录》，为文物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此外，他们根据实地考察，编纂《中国建筑史》，将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魅力推向世界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正因如此，新中国成立时，党和国家不仅特邀她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，还赋予她设计新中国国徽的重任。
除了国徽，林徽因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美术设计师，对纪念碑的造型结构提出过多项重要建议。
纪念碑的碑座、碑身纹饰，以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，均出自她手笔。
设计国徽时，她强调：“国徽非商标，不是服装色彩或风景画，国徽要庄重稳重，既要图案化，更需象征性和民族特色。”
虽然身体欠佳，她依然坚持与设计团队反复研究，最终完成了国徽的初稿。
国徽设计以玉璧为主体，中央镶嵌金色五星，上方写国名，下方有齿轮，旁绕嘉禾，底部红色绶带穿过玉璧。
玉璧是中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，象征国家团结统一，类似“和氏璧”的寓意。
五星、齿轮和嘉禾图案巧妙结合了传统文化与新中国政权，符合国徽设计需求。
此设计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融入国徽。
颜色选用金色与红色，二者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喜庆富贵，也符合富丽堂皇、醒目大方的设计要求。
虽然西方国家也有绶带，但通常较短且质地紧密，显得刻板。
中国绶带多用丝织品，风格灵动飘逸，佩戴于身侧，具有独特民族特色。
林徽因选择了南北朝时期造像常见的绶带风格，希望借此体现中国传统美学理念。
她对传统文化的重视，还体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的花纹设计上。
当时多数人倾向选用艳丽而有傲气的木棉花，林徽因却不赞同。请教花卉专家后得知木棉原产东南亚，她认为纪念中国人民英雄的基座，不应出现外来花卉。
她否决了木棉花方案，反复斟酌并广泛征询意见，最终选用了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意义的菊花、荷花和牡丹花纹。
只有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设计作品才能体现民族特色。这正是林徽因在建筑和美术领域始终坚持的理念——创新与传承并重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是民族守护历史最根本的方式。
因此，她始终竭力保护传统建筑文化及其他传统优秀文化。
有一次，她在古玩摊淘到一只景泰蓝花瓶，摊主告诉她，真正的景泰蓝稀少，这门工艺正面临失传。
林徽因听后，立即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美术小组，带头设计新景泰蓝图案，力图挽救这一濒危艺术。
当景泰蓝艺术逐渐受到重视时，她的身体却因劳累再次恶化。
1955年病重时，她仍嘱咐探望的学生：“景泰蓝是国宝，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。”
正是有了像林徽因、梁思成这样专家学者，祖先留下的精美古建筑、绝妙工艺品，以及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文化遗产，才能得以传承与发扬。
林徽因的“才女”名号，源于她在建筑学和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，这些成就远远超过了许多声名显赫却浅尝辄止的“才子”。
然而，许多人谈论她时，最津津乐道的是她生活中的风流韵事，反而忽略了她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学开拓者的地位，以及她为保护传统古建筑所做的巨大努力。
这绝对是不应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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